A. 如何推动一带一路
积极倡导建设"一带一路"以及构建命运共同体体现了我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中国将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中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责任义务，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
“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的建设不仅不会与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等既有合作机制产生重叠或竞争，还会为这些机制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
1、亚欧国家都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需要进一步激发域内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一带一路”是我国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的经济融合共同体。
2、“一带一路”是一个引领未来中国西部大开发、实施向西开放战略的升级版。是我国实施区域总体发展战略，优先推进西部大开发，统筹区域发展，优化区域发展结构的体现。
3、“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一带一路”建设将贯穿“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4、“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
5、维护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各国对亚投行的态度 不尽相同。
B. 浅谈一带一路教学中如何渗透家国情怀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说明了教师的人格特专征和道德素养对学生的影响属,青少年会在不知不觉中将生自己喜欢的教师的价值观念和标准作为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标准。我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来感染学生，以自己严谨的教学风格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来影响学生。
C. 教师怎样支持一带一路
围绕"一带一路"建设，教师应该怎样做
1.努力教书育人，提高自身素质。
2.提高创新能力，增强创新意识。
3.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4.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5.关注世界重大问题，肩负起自己的责任。
D. 在一带一路中，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是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强化与周边国家经济、贸易和文化合作的客观需要，是影响和优化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秩序和格局的一个大手笔。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内容，有必要“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相关问题作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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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对文化发展的意义和作用
在我国政府发布的“一带一路”建设愿景和行动文件中，特别强调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可以说“一带一路”既是经济战略，也是文化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对于中华文化的繁盛崛起、自信自强和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带一路”是经济贸易与文化发展的双核战略。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都蕴含着以经济合作为基础，以人文交流为支撑，以开放包容为理念的重要内容。各国间的关系发展既需要经贸合作的“硬”支撑，也离不开文化交流的“软”助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不仅是我国当前对外开放的经济战略和外交运筹，更是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文化战略。通过实施这一战略，以进一步深化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促进区域合作，实现长远发展，使沿线各国都可以吸收、融汇外来文化的合理内容，促进不同文明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一带一路”为文化产业开拓市场提供了历史机遇。文化消费需要广阔的市场，消费主体越广泛，文化的传播就越广泛，文化的影响力就越大，文化产业的市场空间也就越大。“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使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的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人民交流更为密切，为各种优秀文化及和谐发展、和平共处理念的传播提供了途径，同时也为文化消费、文化产业跨越国界开辟了道路。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需要发挥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优势，同时也要求文化产业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分工和转型升级，进入全球文化产业价值链的更高层次。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与经济双核战略结合的重要载体，在实施“一带一路”和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将发挥出突出的作用。
“一带一路”为各国文化融合创新疏通了渠道。不同的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政治背景，使得各国、各地区的文化具有丰富多彩的特色，多样化、多元性意味着差异和矛盾，这种差异和矛盾在带来更大变数的同时，也带来更大的文化发展空间，因为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正是文化交流、碰撞、融合、创新。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外交流中凸显着民族个性的同时，也受到域外文化的影响，正是在这种撞击与交汇中实现着自身的生长和创新。“一带一路”战略对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意义也在于此。因此，“一带一路”建设的着眼点是各相关国及背后多元文明的群体性复兴，是建立在文明融合而非文明冲突的立场上，是以文化的交流交融为经济建设搭桥铺路并提供价值引领和支撑。这就要求各相关国家必须加大文化的对外开放水平，通过文化的传承、交流和创新，使古老文明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的活力，这种交融也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与社会基础。
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推动文化走出去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推动文化走出去既是一种宏观的战略布局，又是一种实践推动，需要作出顶层设计和一系列的战略规划，以下几个问题必须予以关注。
改变单向传播的传统方式，形成双向互动的合作格局。在当今国际形势下，文化走出去已经不再是单向从内向外的过程，那种一厢情愿地靠强势推广和单向宣传的传播方式，往往欲速而不达，影响文化走出去成效，甚至影响到国家间的政治伦理互信。文化是互动的，要打破简单强调以我为主的单向传播方式，即便是一方的文化走出去，也需要在共同交往、理解尊重和互利共赢的基础上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战略并非简单地复制古丝绸之路线路，而是要注重依靠区域主体自身的文化特点、发展特征、资源与制度禀赋的优势以形成发展合力；不是通过一套无差异或标准化的市场准入、经营模式、管理程序来挖掘各自的竞争力，而是承袭其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功能，实践一种“合作导向的一体化”，推动文化、经济等各种资源要素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配置和结构优化。
改变单纯外宣的非市场方式，形成贸易共享的经济形态。当前，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与科技日益紧密结合，文化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和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文化流动的基本形式，文化产品和服务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在全球产业竞争格局中，文化创新的“量”与“质”都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据统计，国际文化市场构成为美国43%、欧盟34%、日本10%，而中国则不足4%。要想推动中华文化真正地走向世界，经济贸易是比单纯的外宣途径更为有利的渠道。
我们有一些文化项目在少数西方国家遭遇抹黑和抵制，不可否认是有人出于政治目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自己缺乏“产品竞争意识”。商品生产和消费按照国际市场规则参与竞争，附加文化价值观念的推广，不仅会形成共赢的局面，还会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
去年，国务院先后出台《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两份文件。今年，文化部、财政部正在共同研究编制《丝绸之路文化产业战略规划》，目的就是要建立和完善文化产业国际国内合作机制，促进各国、各地区文化产业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以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来提高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质量，通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以经济贸易的方式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改变主体单一的参与方式，形成活跃丰富的交流层次。在推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以往政府并没有充分利用和整合民间的跨国企业、智库和国际公关公司、非政府组织等公共外交资源。中国民间组织和公民个人对于文化走出去的参与无论从意识还是从行动上都远远不够，而通过文化贸易和国际传媒渠道走出去更是刚刚起步，传统的政府主导的文化交流渠道在文化全球化下显得过于单一，其效果也值得进一步探讨。同时，作为企业本身，在对外贸易中所带去的产品文化、企业文化、价值文化也远远不够，在快速推进“走出去”过程中过于粗放，在一些国家留下负面印象。
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合理界定和发挥政府、企业以及智库、行业协会、对外贸易协会等非官方组织的作用。要树立文化企业贸易投资合作主体的地位，引导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参与，强化企业文化责任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同时，大力培育发展包括智库、行业协会在内的社会组织，通过商品、服务、媒介、教育等文化走出去的不同载体，形成政府支持鼓励、文化企业为主体、各种团体组织共同参与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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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动文化走出去战略举措的思考
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既需要有宏观层面的深层思考，还需要作出实践和操作层面的合理运作和科学安排。
充分挖掘特色文化资源。只有全面而准确地表现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和丰硕的当代文化创新成果，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为人类文明做出中国独特的贡献。一是要研究沿线各国风土人情、民族习惯、文化渊源、审美趣味和时尚潮流。充分考虑各种文化背景下的消费习惯和风俗因素，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群体的文化传统、价值取向和接受心理，找到他们的关注点和兴趣点，有针对性地开展适销对路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形成文化名牌，使中华文化不但能“走出去”，而且能“走进去”，最大限度减少“文化折扣”现象。二是要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充分挖掘“一带一路”的历史文化遗产，引导和动员民间力量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支持沿线有关国家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在坚持其独特价值观和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实现内容和载体的创新，发挥各国在文化资源、制造、资本、人力等多方面的比较优势，将各自的潜在优势转化为实际发展成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进步。
增强文化企业的竞争能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市场主体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关键环节。一是推动文化企业做好“走出去”的心理准备。必须事先熟悉国际商务的各种通行惯例和规则，对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政局状况、法律规章、风俗人情等充分了解，同时，为提高属地化水平，有必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当地的社会风气、人际关系、环境意识等特点特色，善于运用国际语言融入和开拓国际市场。二是提升产业层次、产品质量、科技含量、供应链管理和品牌打造能力。文化企业必须适应当前在国际价值链中位置的上升势头，顺势而为地提高各方面的能力与层次，并最终形成综合性的优势。三是推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培育一批外向型骨干文化企业和大型文化中介机构，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大力打造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品牌，增强走出去的文化竞争力。
突出资本带动的整合优势。资本走出去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但目前文化类对外投资占比还很小，资本要素在文化贸易领域还没有形成规模。一是要形成以资本走出去带动优质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走出去的思维，鼓励文化企业创新投资方式，加强文化出口平台和渠道建设，走出去开展并购投资、联合投资，扩大境外优质文化资产规模，为文化产品和产业走出去奠定基础。二是探索设立对外文化产业基金，加强“一带一路”在文化领域的金融合作。人民币跨境结算、规划区域金融中心、筹建亚投行、设立丝路基金等工作的推进，为“一带一路”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在此基础上有必要探索设立对外文化艺术产业基金，围绕重点文化产业和重点项目，推动文化资源有效配置、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文化市场深度融合，形成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发展金融布局。
注重文化科技的深度融合。当今社会是技术统治时代，很多文化变革、文化创新往往是技术发展和突破所带来的。创客、“互联网+”、工业4.0等体现了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也代表着“一带一路”的建设方向。加强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提高文化的传播力、表现力，能够使文化产品更有力地影响世界、造福人类。一是要推动有关科技领域先进、共性、关键技术成果向文化领域的转化应用，创新文化产品及服务模式，提升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二是运用互联网思维带动文化与科技融合。互联网改变了社会生活，也逐渐改变传统的商业模式。在推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中，要坚持平台为王和内容为王并举，不断推动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新，推动专业垂直、o2o模式、股权众筹以及在线参与等新兴模式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主流。
发挥贸易平台的带动作用。建设“一带一路”，推动文化走出去要推进各种国际化、外向型经济文化交流平台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一是继续办好文博会。在中宣部和相关国家部委的大力支持下，深圳文博会自2004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11届，累计总成交额超过1.3万亿人民币，其中出口额累计超过1100亿元。要继续推进文博会的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建设，扩大文博会的品牌效应，优化集中展示、交易和信息平台的功能，为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和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新的积极作用。二是推进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建设。发挥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国家级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的辐射带动作用，从不同层面吸纳集聚文化贸易资源，创新体制机制，提供全产业链服务，使之成为功能完善的对外文化贸易服务链和国际文化贸易政策创新试验区，成为文化企业迈入国际市场的助推器。（作者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研究员）
E.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建设语言服务能力
国家开始实施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是一项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政治互信、文明互鉴、共同发展，造福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可以推知，它不仅对我国及沿线国家各个方面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必将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格局产生一定的激荡。推进这项伟大事业，离不开语言保障。那么，“一带一路”建设中会有哪些语言需求？语言领域应该怎样提供相应的语言服务？怎样利用这个机遇，推进相关语言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促进相关国家人文交流，发展语言产业、语言经济和国家语言事业？这是亟待研究的重大时代课题。本文略呈浅见，以引方家高论。
一、语言需求丰富多样
语言是交际工具，任何基础建设、经贸往来都离不开语言沟通。同时，语言又是文化载体和文化要素，是经济资源，是当代科技创新的要素，这都决定了“一带一路”建设在不同层面都需要语言支持。粗略地说，以下几个方面是可以预见的。
（一）语言文化融通需求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和商务部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而语言相通则是实现这“五通”的最重要基础之一。其基础性不仅表现在语言作为最重要的交流工具上，而且也体现在语言文化融通这一核心层面。因为只有语言相通，才能有效沟通。只有有效沟通，才能实现相互理解、获得信任，别人才会支持你铺路架桥、经贸往来、合作发展。因此，“五通”的关键是要搭建人心联通桥。如果人心不通，任何合作都会寸步难行。通过语言文化交流，增进彼此了解、信任和友谊，探寻不同国家在文化、利益方面的契合点，促进文化互鉴和彼此认同，夯实民意基础，深植社会根基，可为经济合作和政治对话创造有利的条件。因此，语言文化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工程、先导工程和民心工程。
在这一问题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有相同的认识和诉求。阿拉伯国家联盟副秘书长本·哈里说：“丝绸之路是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通商通道，是不同文明、文化间沟通交流的桥梁和渠道。”也门前通信部长、前驻华大使穆阿里米指出：“如今，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的主旋律，在此背景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大国有责任保障世界的贫富均衡，而丝绸之路经济带正是一个良好的范式，是一条真正的‘人文之路’，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利益。赚钱并不是国际贸易的唯一目的，各国更应该通过贸易建立一种人文关系，找到利益的契合点，关注不发达国家的关切，而这也恰恰是当前国际贸易中缺乏的人文价值观。”约旦前首相马贾利说：“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建立在合作和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基础之上，是一个创造性的举措。它得以激活阿中合作的共同点，便利沿途国家之间不断增多的货物和资本流动，加强安全基础上的货币合作，并通过密切语言、文化和文明等领域的交流突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集中建设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和电力等，这些合作会使各国关系更密切，并超越政治分歧创造利益，实现均衡。”[1]可见，文化交流与融通是相关国家的共同期待。其中，需要语言发挥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事实上，古代丝绸之路就是语言文化通融的典范。古代丝绸之路之所以兴盛千年，其关键恐怕就在于物质流通和文化融通的相伴而行、相得益彰。中外史料都充分证明，古代丝绸之路是中外文化交流、融通的重要通道。叙利亚东部的帕尔米拉（Palmyra）境内出土的属于公元一世纪的汉字文锦[2]，可证“丝绸之路”输送到西亚甚至欧洲的不仅是丝绸等物品，带去的还有汉语汉字等文化。英国学者G.F.赫德逊指出，“由于欧洲进口了中国的色丝、瓷器、漆器、屏风和扇子，中国的装饰设计原理和远东独特的艺术想象力也为欧洲、尤其是为法国所熟悉。于是，中国的影响帮助形成了罗珂珂的风格……同时，有关中国制度的文字记述和中国经典作品的翻译，对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也有影响。”[3]而“在波斯古典文学中，常有描述中国帝王的故事情节。波斯文学还常把最美的美女比作中国姑娘，或称赞为出自中国画家之笔。”[4]反之，域外语言文化对我国也影响巨大。东汉以来，佛教传入并本土化，形成了所谓“儒释道”鼎力之势；唐代,西域乐舞融入朝野日常生活,出现了诗人王建《西凉行》等诗篇所描述的“胡姬压酒,胡乐当筵”的市井风情；在元代，波斯语几成朝廷通用语之一，仅次于蒙古语和汉语，朝廷还设立了“回回国子学”，教授波斯语，甚至一些地方接待国外客人还专门表演外语歌曲。[5]语言的借用也记录了文化的交融，域外语言吸收汉语的“丝”“茶”、“瓷”、“秦”、“船”、“钞”等，汉语吸收域外语言的“葡萄”、“狮子”、“佛”、“因果”等等，无不表明物质流通和文化融通的有机互动和成功结合。这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新时代“一带一路”建设，语言文化的融通也应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地缘复杂，各国历史、文化、宗教、民族、政治差异较大，加上一些历史问题的纠葛和现实因素的影响，“一带一路”建设也还存在一些不利因素，甚至阻力。有学者分析我们在中亚面临的不利情况时指出，“对中国文化在中亚影响力的评估与认识上的偏差是影响中国文化走向中亚的心理障碍因素”；“冷战结束后多种文化力量在中亚并存竞争是中国文化走向中亚的结构性障碍因素”；“中亚孔子学院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中国文化走向中亚的现实障碍因素”；“苏联解体后中国劣质商品大量涌入中亚及其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中国文化走向中亚不容忽视的障碍因素”。
[6]尤其是近些年来在某些国家的炒作下，“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给我国带来了较大负面影响。据2009年哈萨克斯坦的一项民调显示，认为可能对哈国构成威胁的国家排序是：中国46.1%，美国22.7%，俄罗斯7.3%，中亚邻国6.8%，欧洲3.6%。2012年4月在16个城市开展的题为“您是如何看待进一步深化哈中政治与经济关系”的民意调查中，超过四分之一的被调查者对发展哈中合作关系持否定态度，另有27.7%的被调查者认为必须将同中国的关系降至最低程度，原因在于中国是哈国的威胁。[7]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借助语言文化融通，化解误解，增进信任，促进人心相通，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至关重要。
现实中也有很多以语言文化融通促经贸合作的成功范例。例如在土库曼斯坦，我国石油企业尊重当地文化，学习当地语言，积极为所在地培训企业管理人才和工人队伍，为当地公益事业作贡献，赢得了当地信任和支持，从而实现了民心相通基础上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8]这也表明语言文化通融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二）语言人才需求
“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促使沿线国家之间人员来往更加频密，各种深度合作日益增多，因而需要大量的精通沿线国家主体语言和相关地区语言的人才。就现实而言，由于我国长期主要聚焦于欧美语言，对“一带一路”区域的语言关注不多，准备不足，相关语言人才严重不足，这就使得“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人才需求变得更为迫切。
其一，专门语言人才。专门语言人才不仅需要精通沿线国家的主体语言和相关地区语言、乃至部族语言，而且应当熟悉当地政治、文化、制度、风土人情和地理，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以满足各种复杂的语言需求。例如翻译、各类语言教师、语言策划师（服务于地区和企事业单位的语言规划及话语策划）、语言技术人员（语言信息处理人员、语言软件开发人员、语言资源建设和开发人员等）、语言研究人员等。
其二，“外语+专业”的复合型人才。“一带一路”建设会带来大量工程技术人员、经贸人员、交通运输人员、法律政治人士、文学艺术工作者、历史地理研究者等跨国工作或在本国从事国际业务，因而，就这些人士而言，不仅需要过硬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而且需要掌握工作目标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可以预期，对“外语+专业”的复合型人才的大量需求是必然的。
老挝中国商会会长孙磊说，“人才是企业的第一生产力，人才问题也是我们目前遇到的最大的困难。”目前在老挝境内共有200多家中资企业，迫切需要通晓两国语言、文化，同时又具备专业知识的高级人才。“老挝苏州大学在老挝办学，等于把培养人才的学校办到了我们的家门口，正好能解众多中资企业发展的燃眉之急。”老挝苏州大学常务副校长汪解先说，“中国企业走出去，会遇到本土人才和文化方面的问题，教育也应跟着走出去，把本土人才培养成既具备专业知识，又会讲汉语、懂得中国的文化，这批人就会成为企业的中坚力量。”[9]这是语言人才需求的一个例证。
（三）语言产品需求
“一带一路”建设方方面面的语言需求，也必然带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各种各样的语言产品的需求。而由于过去我国对这一区域的语言关注不多，相关的语言产品比较贫乏，无疑需要加快研发。
第一，需要功能互补的语言学习产品。例如教材、教学辅导资料、课件、音频视频课程、工具书、电子词典、网络学习资源、语言学习软件等。其中既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各种语言学习产品，也包括“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汉语学习产品。
第二，需要方便适用的语言应用产品。例如便携式多语言翻译器、跨语文阅读器、高速率不同文字输入法等等。
第三，需要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化产品。就是以不同语言文字为元素或为载体的能够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文化需求的各种文化娱乐产品。例如适合跨语种消费的文学作品、影视戏剧、文化知识读本、学术著作、游戏、玩具等等。
（四）语言应用服务需求
“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将会促使沿线国家之间人员的大流动，例如工程建设、商贸往来、交流访问、旅游探亲、跨国婚姻、留学等，这将改变现有的语言格局，出现更为复杂多样的语言生活环境。那么，怎样帮助流动人员克服工作和生活中的语言文字困难，实现交流沟通无障碍，是相关方面必须回应的一个重要需求。
可能的语言应用服务需求难以穷尽。举例而言，如城乡、道路和窗口行业的语言环境建设；随时随地的个性化翻译服务；各种语言培训、语言家教；语言资源平台服务；语言策划，例如外宣语言设计——包括“一带一路”建设的话语策略和话语体系也亟待科学设计，以避免因话语失当而影响“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商贸营销语言策划和企业语言文化设计；产品命名和翻译；应急语言服务等，都需要有相应的服务跟进。
（五）语言学术需求
“一带一路”建设十分复杂，很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从语言研究角度提供学术支持，也是十分重要的。举例说，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跨境的语言较多，戴庆厦（2014）论及30多种，黄行和许峰（2014）按国内语言统计有50余种，周庆生（2013）统计跨境少数民族语言为33种。跨境语言，突破了国界，凝聚着特定的族群，承载着多元文化，蕴藏着丰富的历史积淀，呈现出独特的语言样态，也形成了特殊的语言关系，具有特殊性、复杂性和重要性。“一带一路”建设要打造“人文之路”，无疑需要开掘和利用跨境语言这一宝藏。例如，跨境语言是民族迁徙、政治变更、文化交融和语言接触的产物，积淀了丰厚斑斓的多元性历史文化，是相关民族文化十分珍贵的“活化石”，可借以研究民族文化生成、演进、传播、变异史，以及异族文化交流交融史等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样式，揭示被湮没的历史文化谜团，从中发掘积极的因素，并继承和借鉴相关国家和民族都认同的优秀内容和形式为今所用，从而增进与相关国家的相互了解和彼此认同，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学术支持，搭建人心联通桥。
具有中国思想的国际话语的构建，也是“一带一路”建设必不可少的需求。鉴于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和“中国威胁论”的甚嚣尘上，更应重视正确构建话语体系，正确选择话语策略。一些人士质疑的“战略”“桥头堡”“战略大通道”“西进”等说法，其实也反映了相关国家的一些担忧。如何正确选择话语，尤其是如何构建具有中国思想的国际话语，有机融入国际话语体系，不断扩大国际话语权，努力避免被误解和被人利用，也亟待深入研究和科学策划。与此同时，中外重要话语的准确互译和有效传播，也是需要语言学界承担的一大艰巨任务。
二、提升语言服务能力是当务之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推进，必将带来不同层面的丰富多样的语言需求。努力回应这些需求，是语言领域及相关方面的责任，也是推动语言学科及相关事业快速发展的难得机遇。然而，我们面临的现实是，普遍的语言服务意识还没有形成，语言服务体系尚未建立，国家和社会的语言服务能力还比较薄弱。再加上，我们过去把主要目光投向欧美主要语言，对“一带一路”区域的语言关注不多，准备不足。无论是熟悉的语种数量、可用的语言人才，还是语言产品及相关的语言服务，都离“一带一路”建设必不可少的语言需求还有相当的差距。因此，增强语言服务意识，提升国家和社会的语言服务能力，已迫在眉睫，任重而道远。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及时制定专门的语言规划
已如上述，“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在不同层面、不同行业领域、不同区域和不同人群各有差异，这就需要国家有关部门主导，尽快统筹制定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建设规划，以便协调有关工作，全面推进语言服务能力建设，以有效应对各种语言需求，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供切实有效的语言保障。
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建设规划应当努力体现如下原则：
第一，总揽全局。也就是说，该规划的制订，既要着眼“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全局，不能偏于一隅，也要着眼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全局，不能做成应景之作。换言之，就是要根据“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需要，同时着眼我国语言文字事业的整体布局和未来发展，在已有的语言文字发展规划基础上，进行适当调整和优化，加快语言服务能力建设，在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整体推进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的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不断增强国家语言实力。
第二，紧贴需求。“一带一路”建设工程宏大，情况复杂，涉及面广，影响深远。这就需要广泛调研，深入分析，准确研判，摸准各种需求（包括相关国家对汉语和中国民族语言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制定切实可行的语言建设规划。
第三，突出重点。由于我国语言服务能力薄弱，而“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很大，这就需要根据轻重缓急和现实条件，在进行系统规划的同时，选择重点方面优选建设，循序渐进地分步实施。就现有的情况看，语言人才培养、语言产品研发和语言应用服务当是发展重点。
第四，统筹兼顾。语言文字问题复杂而重要，既关涉国家核心利益，也广及大众日常生活。规划的制定务必统筹兼顾，尤其是需要处理好个别需求与整体布局的关系，现实需求与长远发展的关系，服务经济建设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关系，服务“走出去”与服务“迎进来”的关系等。
（二）加快培养语言人才
语言服务，人才是核心。要提高语言服务能力，最根本的是要培养语言人才。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培养需要一定的过程，且事关长远之计。时不我待，为保长久之用，必须从现在抓起。就我国语言国情而言，语言人才的培养，以下几个方面至关重要。
第一，改善语种结构。有资料显示，目前世界上仍在使用的语言有6000多种，而进入我国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的外语语种目前还不到70种。
“一带一路”所覆盖的中亚、南亚、西亚等地区，涉及官方语言达40余种，而目前内地教授的语种仅20种。[10]尽管全国学习外语的绝对人数很多，但绝大多数学习的是英语。由此可知，我国外语资源贫乏，不仅语种不多，而且语种结构不合理。从“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看，更是难于满足未来之用。因此，通过调整专业布局、增加语种数量、改善语种结构，来加快语言人才培养是当务之急。
令人欣喜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高校已经在行动。北外今年上半年新增了蒙古语、泰米尔语、孟加拉语及菲律宾语4个语种，下半年还将新开设3个语种，届时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语言专业种类将达到70种。[11]广外在原有的19个非通用语专业的基础上，今年将新增马来语和乌尔都语两个专业；未来5年，还将根据“一带一路”战略发展需求，再增加3至5个非通用语专业，如希腊语、土耳其语、塞尔维亚语、瑞典语等。[12]
第二，提升人才标准。针对过去我国语言教育存在的人才素质单一、能力薄弱等问题，进一步加强语言人才综合素质培养和实际能力的提高，提升培养标准和规格，提高培养质量和水平。其中应着力优化学生知识结构，除了基本的语言文学知识之外，还应强化相应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等知识教育；再则，强化实践训练，努力增强学生的实际语言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研究能力，造就语言能力、国际交往实务能力和国别研究能力并重的高级人才。
第三，重视复合型人才培养。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行业领域的整体布局和大规模推进的人才需求，结合相关专业教育，以不同方式，大力培养“外语+专业”的复合型人才。
第四，创新培养模式。“一带一路”建设对语言人才具有多样化需求，传统的培养模式和专业格局难胜其任，因此必须加强合作，整合资源，创新培养模式及方式。比如，通过中外联合培养，提高人才对不同语言文化及社会环境的深入认知和适应能力；通过校校合作，整合优势教学资源，对学生进行优质教育；通过校企合作，提高人才的针对性和实践能力；通过跨学科专业培养，提升人才的综合素质和全面能力。在培养形式上，可全日制培养与短期培训和在职学习并举，走出去培养与请进来培养相结合，输出性培养与本地化培养相结合，以适应各种不同类型的语言人才培养的需要。
（三）创新语言资源开发
包括汉语在内的“一带一路”区域的各种语言文字，是十分丰富的资源宝藏。以新的理念、方式和现代技术，开发利用区域内的各种语言文字资源，可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丰富多彩的服务。
语言文字是人类珍贵的历史记忆。发掘这个记忆，具有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可借以揭示文化生成、发展、传播、接触、竞争的难得景观和历史经验，为“一带一路”的人文交流提供借鉴和启示。例如孙宏开先生根据语言的分布及其相互关联性，并联系其他方面的证据，论证了“藏彝走廊”的形成线索。他推断，以青藏高原为起点，这一带的人群曾经以多条迁徙路线向南、向西迁徙，形成了多条”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其中有的翻越喜马拉雅山，到南麓定居，也有从西域来去的各族群在这里贸易乃至生息。因而，这里既是伊斯兰族群的交往通道，又是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核心地区，也是汉藏语系尤其是藏缅语族各族群的发源地。[13]这项研究，再现了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景象。又例如，汉字向东向南的流播，形成了绵延千年的汉字文化圈。对此进行深入挖掘，也不无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语言文字是丰富的文化资源。语言文字自身和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艺术、民俗等，都是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开发利用这些资源，不仅可以从中继承和借鉴生动活泼的传统文化样式，以丰富当代文化表现形式，而且也可在内容上挖掘和弘扬其中体现相关国家和民族认同的文化精神，借以促进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同时，还可以利用这些语言文化资源打造丰富多彩的旅游产品，推动“一带一路”的国际旅游发展。
此外，紧扣“一带一路”建设需求，研发功能各异、形式多样、方便适用、生动活泼、切合所在国家和地区国情民情的语言文化产品，也是语言服务的应有之义。这项工作的开展，也必将带动语言产业、语言经济的发展。
（四）构建相应的语言服务体系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要满足其广泛的语言需求，必须构建形式多样、功能互补、协调发展的语言服务体系。这其实也是我国社会整体发展的现实要求。基于“一带一路”建设实际，应逐步构建以如下方面为重点的语言服务体系。
第一，语言使用服务。主要着眼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基本语言服务，建设常态化、系统化的服务体系。如翻译、速录、语言环境建设、语言应用培训等。
第二，语言人才服务。包括专门语言人才和“外语+专业”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调度、继续教育等服务。
第三，语言资源及平台服务。如提供语言知识库、语料库、语言信息库、在线翻译及语联网等。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的发展，这类服务更为重要。
第四，语言技术服务。如语言信息处理、语言软件开发、各类语言情报发掘与分析、舆情监测与分析等。
第五，应急语言服务。即为处理各种突发事件、自然灾害救援等提供语言服务。
第六，语言咨询服务。如各种语言规划、语言策划、企业及产品命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政策和语言状况咨询等。
F. 一带一路与艺术文化的关系
一带一路与文化艺术关系很大，一带一路。是中国梦实现的重要途径和方内法，它既是经济走容出去，更是文化的输出。因此，文化艺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大有作为，完全可以配合经济输出，把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和儒家思想传遍世界，以增强中国的软实力。
G. “一带一路”，语言人才培养如何“开路”
经过近年来的努力探索、改革与实践，目前，亚非学院已具备较完善的、配合“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地区研究”非通用语高素质复合型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配合“一带一路”建设需求，实现语种科学布局，建设国际领先的、完备的亚非语种群。2014年至今，分阶段加强亚非非通用语新语种布局与课程建设，在原有本科外语专业基础上，增设阿姆哈拉语、孟加拉语等8种外语选修课，新申报尼泊尔语、祖鲁语、阿塞拜疆语等23种新语种专业，覆盖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等七大地区，“一带一路”沿线近50个对象国，成为国内乃至全球同类院校中规模最大的亚非语种群基地。
第二，加强地区研究学科建设，建立语种群、学科群、地区研究交叉体系，深化人才培养内涵。通过整合学院、学校、国内、国际教学资源与专家团队，新增设“亚非地区研究”二级学科，建设语种、学科、地区研究“三位一体”的培养体系，为学生提供各学科门类及丰富的国别区域课程，并承担“一带一路”高层次人才培养任务。
第三，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建设具有一定规模的校内外、国内外高水平教学团队。经过4年优秀人才“外引内培”战略，学院现有师资覆盖文学、法学、人类学、宗教学等11个学科，辐射东南亚等7个地区。
第四，构建“一轴两线”创新课程体系，打造系统的专业课程。以升级专业语言课程为核心，实现相近语种技能课程交叉，探索培养掌握两门非通用语复语型人才新路径。
第五，通过“非通用语+国际商务”复合专业、依托大学生创新创业、第二课堂、国际交流合作三大平台，实现多元化、宽口径、创新型国际化人才培养。加强第一、第二课堂衔接，打造学生实践与创新平台，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实现90%以上本科生具有半年以上海外“非通用语+学科专业”学习经历。
与此同时，这项教育改革实践也具备诸多创新性。创立了国内首个“非通用语+地区研究”人才培养模式，为我国培养国别区域研究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积累了经验。覆盖多国别区域、多语种、多方向的新本科教学创新平台为学生提供多种技能与知识组合，解决了传统外语人才仅掌握语言技能或简单对象国知识，其他专业学科知识与技能相对匮乏的问题。多元化、宽口径、国际化人才培养切实提升了国际化人才的培养质量，推动了国际亚非非通用语、地区研究教学与科研机构合作，拓宽了人才培养的渠道。
作为“一带一路”非通用语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语言+地区研究”这项教育改革成果直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为国家培养了急需的非通用语人才、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他们将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加强在亚非地区的对外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有力支撑。
H. 如何推进"一带一路"下中外文化交流
一、国之交在民相亲 理解“一带一路”有不同的视角，在不同视角下观察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从传统主义国家中心论视角观察，“一带一路”要想跨越国家边界除了诉诸战争和征服之外别无他途，而且通过推动“一带一路”造福邻国更是与提升一国对领国权力和影响力的初衷相悖。在国家中心论看来，只有国家以及代表国家的政府才是决定“一带一路”是否成功的关键，而国家之间竞夺权力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一带一路”是一项难度极大且不可为的事业。在自由主义者视角观察，决定“一带一路”前景的关键因素是是否确立起了以自由、民主、人权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念和承载这些观念的制度规范，以及这些制度规范是否对企业、NGO和社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按照自由主义者的逻辑，中国真正应该坚持的方向是加入以欧美国家为领导的国际主流社会，通过逐步改变自身来影响世界，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可能是一条错误的道路。社会建构主义者不同意现实主义国家中心论和自由主义者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强调认识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一带一路”在实施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就是观念和认识的挑战，由于当代国际体系是在西方观念主导下创建的，推进“一带一路”可能会引发中国和西方的观念冲突，而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复杂的观念差异，要想统一观念，形成共同的身份认同决非易事。显然，主流理论尽管立场不一，但大多对“一带一路”的前景并不乐观，诸多讨论中多数意见认为“一带一路”应当谨慎推进，不可冒进。 事实上，之所以存在认识上的差异，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观察视角的问题。如果不能走出既有的理解国际关系框架，要想理解和洞悉“一带一路”的意义及其前景是很难的。“一带一路”之所以强调使用“丝绸之路”这一历史和文化概念，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突破现有理解国际关系的条条框框，从更宽广的人文视角去观察和理解当前世界，理解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唯物史观认为，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远存在的，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并不是国家决定社会，而是社会决定国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国家犹如沙漠中变动不居的沙丘，而社会则如同塑造沙丘的大风和沙田，而人民就是一粒粒的细沙，沙丘的形状和变动完全取决于民心所向，取决于社会文明和文化的发展。在古丝绸之路上，驼铃阵阵，络绎不绝，无论环境如何艰险难测，都无法阻挡驼队前进的脚步，正是这种顽强的民心跨越了各种艰难险阻，才有了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经、马可波罗东方游记等史诗故事，也推动了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因此，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之所以如此积极地推动“一带一路”，从根本上是着眼于深化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人文包容，通过立足于推动人民之间的利益融合、命运相依和文化包容来实现跨越文明障碍，寻求互利共赢的发展道路。 因此，“一带一路”真正应该重视的问题是如何跨越沿线国家民众之间的心理隔阂，包括民族恩怨、利益冲突、文化摩擦和宗教壁垒。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对这一地区殖民扩张的实践表明，单方面强势推行某种文化和文明，对其他族群进行霸权征服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二战期间，美苏为争霸而在世界各地搞代理人战争除了祸及当地民众之外，丝毫没有给当地社会带来好处，也臭了牌子。冷战后以来，美国在世界各地搞输出民主，甚至打着“人道主义干涉”和“保护的责任”旗号，卷入了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乌克兰等热点争端，既没有了带来局势的缓和，反而将矛盾激化，释放了基地组织、ISIS和反对派武装等“潘多拉魔盒”，使得局势更加复杂，令整个国际社会都遭受“池鱼之灾”。在此种历史和时代背景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采取了一种与先前不同的解决问题思路，那就是不再采取单方决定的思维，更没有预设明确的路线图，而是确立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通过鼓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的对话、沟通和协商，通过实实在在项目合作，寻求彼此的互利共赢，最终实现民心相通，让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众心中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显然，中国关于“一带一路”的倡议是一种以民心相通为社会基础的合作倡议，是一条寻求相向而行、心灵沟通的理解之路、共赢之路和信任之路。只要通过加强交流对话广植人脉网络，通过包容互鉴增加彼此友谊，通过共同进步实现互利共赢，“一带一路”就一定能够逐步积累信心，积聚信任，逐渐走出目前存在的各种障碍，走上一条和平发展的光明大道。 二、民相亲在心相知 通过民心沟通实现人民相亲，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数十亿人口，历史传统各异，具体国情悬殊，社会制度多样，且存在着长期历史积聚下来的矛盾和恩怨，要想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绝非朝夕之功，需要长期努力，耐心推进。尽管如此，在推进人民相亲还是需要确立一个突破口，从社会心理学的一般规律来看，决定人群亲近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接近性、外表吸引力、相似性与互补性以及回报等。相比之下，彼此之间是否相知是决定是否相亲的关键，因为只有彼此相知才能获得其他方面的激励。无知是恐惧之母，只有在知识上获得了解放，才会在精神和情感上获得解放。因此，推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或人民相亲，最主要的是要确立彼此相知的渠道和机制，在知识共享中增进理解，克服恐惧，走向相知相亲乃至相爱。从“一带一路”建设遇到的各种认知障碍来说，推动民心相知需要重点锁定三个领域： 一是族群和解。 族群是一种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表现形式是对本族群文化的亲近感和对于“敌人”的恐惧感，此种恐惧感成为阻碍认知外部世界的最严重障碍，在一定条件下会诱发族群冲突和政治分离主义。冷战结束以来，以往被冷战高压抑制下的族群恩怨逐渐释放出来，从东欧到中东，从中亚到东南亚，欧亚大陆呈现出一条族群矛盾的“冲突之弧”，该地区也成为滋生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温床，甚至这一趋势蔓延到中国新疆境内。如果仔细看一下地图，就会发现“一带一路”所经之处多属于族群冲突高发地带，“一带一路”要想实质性推进民心相知，探索族群和解之道，谋求聚同化异之法，则是题中应有之意。目前，关于民族和解的理论解释有众多主张，比如左翼理论家强调的以阶级团结为基础的民族自决理论，自由派学者强调的以民主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民族自决论，批判理论强调的沟通行动和协商民主为基础的包容他者论以及强调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和解论等。然而，迄今为止，所有这些理论尚未完全终结对该问题的讨论，这为“一带一路”推进提供了实践探索的广阔空间，故而应将族群和解作为“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重要主题，通过支持和鼓励创新性的和解研究和和解实践来探索化解族群冲突和实现族群和解之道。